但是好歹是正儿八经传道授业的实职，虽然具体的俸料没有多少钱，但光靠相应级别的凭票配给，就足以吃饱穿暖而三天两头可尝些肉味了，有时候是腌制渔获，有时候是风腊禽类；还有单住的公舍可用。让他有些好容易盼到了出头之日的唏嘘。
另外，他还发现自己职务之便当中许多藏书可以看；没错，在他所就任的广州大讲习所里的藏书楼，至少足足有十数万册全新刊印的书籍。虽然大多数是流于大众不乏纰漏和谬误的泛泛之作，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明显原本应当珍藏在官宦大户之家的，孤本、古本和残本的重编校正版本；
甚至还有专门的印坊和书局，来传扬其中一些精挑细选出来的著作，或又是通俗易懂的歌谣和诗文。天知道这些草贼打下广州之后，是如何将这些东西给收罗和保全起来的，又是抱着何种打算做出这一切布置来得。
他甚至被选入了其中一个专门撰写变文（通俗故事）编撰小组。这就像是硕鼠掉进米缸子里，可把他给欢喜坏了。毕竟，相较于他在交州州学时饥一顿饱一顿，甚至要变卖祖上藏书来或日子的那些时光，这无疑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触动。
因此上任没几天他就迫不及待的去巡禁所找了故交曲承裕来聊表谢意；又在对方的指点下提了一盒子酸枣糕子，回头找上了另外交州同乡和老前辈，在留守司里身兼数职而在交州颇得名望的丘宦，人称邱大先生的住所。
只是他这次来的有些不巧，这位邱大先生却是出门访友去了，只能在门子处留下名帖和手信姑且归去了，他可是还有好几本借来的五经正义、颜氏集，需要往复揣读以备大讲习所内的职级考选呢。
而在广州外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