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东西南的三门趋向，周淮安麾下后营的驻防地被分到西门外，而与周昂的前营一起负责看守，来自西门可能突围和出击的敌势。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变相的优待和照顾；因为从具体布局上说定在前面的还是以前营为主；显然以王蟠为首的大多数人，也并不指望后分营的战斗力呢。
在接管了大军的后勤和辎重事物，并且将大多数的驻队人马重新入手编列起来之后，他发现其中的变化颇大，许多队火当中头目以下的名册已经换了一茬，而看起来在其中老卒和正卒的伤亡并不会少，只是被后续补充进来的人手和提拔起来的新进给暂时掩盖了下来。
不过，这也比较符合这个时代的特点，绝大多数军队都是通常意义上的一次性军队；即是因人成事也是因人而废，随着主帅的变动而战斗力波幅很大；往往一场或是几场失利后，就很容易陷入一阕不振或是土崩瓦解的状态；能够屡败屡复，屡挫屡起的也只是极少数传世的劲旅；
就更别说是，这些半路仓促拉羊或是聚事为主的农民军；能够维持眼下的构架，还能有所壮大义军算是相当不错了。据王蟠所说起的过往事情，在别的义军当中其实不乏行进到半路，或是追击者敌势当中，人都不知道跑散了多少，又部下重新换过了多少茬的例子了。
因此对他们这些头目来说，关心这些数量较大的外围增减损益，其实意义不大；只要能够抓住最能打最基本那一小部分的核心人马，就可以在这满地饥遂的乱世当中，随随便便的从头拉起一大票人马来；这也是大多数义军在不断于官军的斗争、拉锯的周旋当中，用鲜血和尸骸所归结出来的通用经验。
当然了，用后世哪位新中国太祖的话说，就是十足的盲动冒险主义和流窜投机式的陈旧落后农民运动（起义）；而放在《资治通鉴》等官方历史书当中，则是完全逃不过一个“旋起旋灭，招摇不定，因粮聚散，动辄亡去”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