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其中未尝没有江东三路，因为长期战乱纷争导致商路不通，民间所淤积下来的巨大民生需求和海量的商品流通压力，在短期内逐步被引发出来的缘故使然。但是在这个数字之外，还有没有被计算进来的浙东、浙西沿海，逐步恢复起来的海贸进项加成。
可以说，光靠江东三路收到的这些商税预期，就足以同时支撑上三、四场现有规模的淮南攻略所费。所以说，江东三路加上两淮、江西在内的东南八路，真无愧是中晚唐以来维系李唐朝廷运转的首要钱袋子所在。
（按照唐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计天下方镇48道，申报户数224万有余（很多藩镇直接隐匿或是拒绝申报户口）。其中所谓“东南纳税八道”，其户数已占到全国在册赋税户数58.3。）
当然了，这笔钱大多数在大都督府的账面上流转之后，还是会变成上游荆湖地区沿江而下的各种水运物资；或是岭南沿海北上的特产和舶货。而又通过漕运体系就近反馈给江东三路地方，直接或是间接的变成促进地方屯垦安置、资源产出规模和商品流通活力的重要催化剂。
因此从综合产出上来说，在山南东道也开始收获了一整年的粮食和市税、行脚钱，又大量接纳和安置了来自关内的流亡人口和富户、商贾之后；如今真正处于亏损形态的主要还是位于西川对抗前线的峡江道五州。
尽管如此，渝州的盐和矿石，万州和忠州的茶叶，夔州的药材，以及通过涪江支流与黔中道所进行的公开贸易，针对上游西川境内的走私，同样也带来了不菲的收益和进项；只是这些利润和增益，都被沿江地带正在进行的诸多建设项目给吞噬掉了。
因此，再加上为了确保前沿关要的驻军规模及其后勤保障，和保持相对优势沿江水军通行巡逻的维持费用；所以在账面上